曾记得一个采访，采访者向国外观众问起中国的导演。
回答里，有80年代的张艺谋，《霸王别姬》的陈凯歌，贾樟柯…
以及一个反复被提及的陌生名字，王兵。
陌生的不止于他，还有他的身份，独立纪录片导演。
长久以来中国独立纪录片是比中国独立电影还是无人问津的一个存在。
即便诞生过大量具有一定先锋性、开创性的作品，但始终无法进入更大众的视野。
王兵的出现，让中国独立纪录片发生了转机。
从2003年起，数次闯入国际知名电影节载誉而归，今年更是带两部电影角逐戛纳。
一部《青春》入围主竞赛单元，一部《黑衣人》入围特别展映单元。
磕磕绊绊二十年，周围有那么多人早已放弃，或者转身，而王兵从未停止过拍摄。
更重要的是，他从来没想过要改变。
周浩导演在得知王兵入围之后，发布微博表示：“他的片子我谈不上100%的喜欢，但是30年来，他一直的坚持，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人一机的拍摄。真是让我，和他生活在同时代的导演，感到汗颜。”
翻看王兵的作品集，九个小时的《铁西区》，八个小时的《死灵魂》，四小时的《疯爱》，三小时的《和凤鸣》，甚至有一部《15》足有十五个小时。
（我之前也和大家推荐过多次他的作品）
这片不该消失
看完它我想骂脏话
我用了三篇文章来写它
“这种日子，生不如死”
这片被严重忽视（现在没人敢拍）
独立拍摄和挑战观众耐心的时长，是王兵作品的鲜明特点。
而这背后，又意味着什么？
首先，是他不在乎龙标和国内院线票房，甘愿丢掉商业市场，这让他收获了高度自由。
其次，独立拍摄不需要受制于资本和团队，自己掌握着主动和权利，降低项目流产的风险。
最后，是不用因为照顾发行和考虑观众的接受程度，去做一定的妥协和删减。这样，更加保全了作品的完整和纯粹性。
就像他自己说的：“我觉得我没那么自傲，也不觉得自己有多少才华，但是我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慢慢去拍自己的片子，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实现自己的片子，这就够了。其他的、别人的看法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
这回，入围戛纳主竞赛的《青春》近十小时。
超长时长之外，王兵更剔除了电影配乐的出现，他拒绝庞杂的东西，只求真实，他所能触及的真实。
纪录片本就在故事性上有所缺失，但王兵仍旧放弃冲突，只是让镜头长久地伫立，客观凝视。
如果将电影喻为一道菜，那就相当于所有人在费尽心思在烈火烹油中寻求高潮迭起时，王兵默默选取了最普通的食材，洗净，呈上。
他不抹去可能出现的泥斑，也不扯下怪异的枝节。
只是简单，粗糙，真实，冷静，让所有人看到那些时代进程中被甩下的人，被抛弃，被忘记的人，那些被囫囵而过被遗忘的事，最痛彻，最麻木的事。
这些简单的人和事组成的电影成为一个抽象而复杂情绪，让每个人的心总会酸涩，惆怅。
可以发现，他的镜头很少会被一个人和一件事栓住，更多的是一种氛围，时代的氛围。
就如，《铁西区》是混沌的，转型期东北无法摆脱的萧瑟与不甘，混着铁锈味，乌白雪，以及鸣笛声。
《死灵魂》是冰冷的，个人记忆和集体历史交织，任一切冷静的描述被尘封，带入坟墓。
王兵在漫长的时间里，徐徐营造时代氛围。
它们可能聒噪，乏味，但几次关掉，下次开启，依旧能随时进入，立马沉浸。
而沉浸的时刻，恰是你我的凝望时刻。
多少年轻人过着《苦钱》里挣扎的生活，多少老年人过着《方绣英》里阿尔兹海默症的生活。
王兵从不觉得自己在拍摄边缘人，只说他们是普通人。
“他们是发不出声音的人。”
陪伴着王兵的，是一批在独立纪录片上耕耘探索的创作者们。
周浩颇有纪录片特稿风格的《高三》《大同》；徐童有保持着人物生猛鲜活生命力的《算命》《麦收》；张以庆有颇寓言表达的《幼儿园》《英和白》；杜海滨有保持悲悯底色的《铁路沿线》《1428》…
那时，人们乐于看纪录片。
彼时最火的纪录片应该是一档节目，《东方时空》。
其中《生活空间》板块的收视率最高，因为它做到了自己提出的口号“讲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南方周末》采访里曾提到，1993年，蒋樾在《东方时空》生活空间栏目拍片，扛着机器上飞机会被请到头等舱，理由是“你们拍摄工作太辛苦”。
那是纪录片被尊重的日子。
之后，拍《彼岸》《暴风骤雨》的蒋樾再难体会到了。
商业时代倾覆而来，那些光鲜夺走了人们对本真自我的注意，纪录片的魅力被曲解践踏。
现在的我们还需要这样的纪录片吗？
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坦荡地讨论过，但现下的种种已经做出了回答。
短视频里普通的生活被滤镜和聒噪音乐组合拼贴，作怪，搞笑，煽情，卖惨。
那些村落乡间的故事，工程后厨的故事，成为了营销套路和流量密码。
有人说，这就是生活，多质朴，多精彩。
但别忘了，电子乌托邦只不过是现实世界的一隅。
那些甚至不知道短视频为何物的人该怎么办？
他们的痛苦，迷茫，失落，惧怕难道就理应被掩藏吗？
不要诡辩于悲悯或仁慈，记录他们从不残酷。
因为，残酷的从不是那些发生的事，经历的人，而是不敢直视不肯承认的人，以及永不矫正的事。
有记者曾问到王兵如何理解自己如今的角色。
王兵的回答是所有独立纪录片创作者的回答，尴尬。
“这个时代实际上是不需要我们这些人存在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东西对这个时代来说毫无意义。这个时代需要的是顺从，人们需要忘掉这些东西，忘掉历史，让生活变得更加轻松，这是这个时代的主题。人们不愿意去听这些东西。”
一大批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失去了创作的动力，环境的压力很难支撑他们继续向前。
这些年，徐童、顾桃、杜海滨、陈为军等人再也没有拿出作品。
就如同，当我们对一个社会事件愤慨疑惑时，找不到可以抽丝剥茧的深度报道，发现调查记者消失了一样。
当我们想寻找时代缝隙里那些籍籍无名的小人物时，发现独立纪录片导演们也在慢慢消失。
这是个轻松的时代，但也是个沉重的时代。
因为很多人和事，都在消失，悄无声息的消失。
在这个消失的环境里，王兵蓬勃的创作力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他没有偏斜，依旧在拍摄记录，此次入围戛纳主竞赛的《青春》镜头聚焦于在大城市务工的一帮年轻人。
作为今年戛纳主竞赛唯一中国导演，首位凭借纪录片入围戛纳主竞赛的中国导演，王兵并没有收获喝彩，得到的只有讥讽。
原因无它，不过是一个近些年在舆论场反复拿起的抨击话术：抹黑。
就如攻击早期张艺谋的成就，叫衰《隐入尘烟》一般，指责王兵故意拿着落后素材去国外拿奖。
讨伐声浪里夹杂了太多失去理性的冷笑，叫骂，污蔑，侮辱。
其实，这类话术很早之前就曾出现过，那时此番言论一出会被大多数人嗤笑是绝望文盲的阴谋论。
但现在，一切都变了。
贾樟柯的《海上传奇》映后，有人曾直面指责贾樟柯拍“脏兮兮的上海去给西方看”。
“中国十三亿人口中很多人依旧生活在困苦中，难道我们可以无视吗？”
贾樟柯的质问没有让那个年轻人产生一点反思。
她斩钉截铁地回答了“是啊”。
这段插曲已经过去了十多年，被诉说了很多遍，但仍旧撬不动这些人片刻的沉思。
这群人的行为很容易得到解释，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他们因羸弱而深感不安。
于是，塑造一个假想敌，来攻击满足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合理解释，以及满足自己某种“英雄主义”的激情。
可这不过是一种卑劣的傲慢，一种扭曲的心理。
一方面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强者，另一方面觉得自己处处被害。
试问，一个真正的强者会不敢承认自己的弱点吗？
会纵容自己的弱点溃烂成不堪吗？
在问题面前，他们拒绝思考。
他们只是将一切虚空虚假虚荣放置在真实的前面，然后声嘶力竭地捍卫，激动到落泪。
然而，当现实的重锤抡到了他们的身上，他们被击打的茫然而无措，发现唯一能够了解自己处境的，只有那些真实的记录。
太多人早已失去面对真实的勇气，龟缩在一种自大与自娱之中蜕化掉基本的思想判断能力。
他们可能会清醒，又或者真的幸运到能一直狂热下去。
但是他们投掷的伤害已经发生。
王兵的处境只不过是大多数人创作者的处境。
所以，调查记者会消失，独立纪录片导演会消失。
那，下一个会消失的是谁呢？
